任弼时也是“生活家”

刘国辉

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，虽然一生艰苦俭朴，“没有任何的（物质）享受”，但他多才多艺，是精神生活的高手和日常生活的能手，是一位真正的“生活家”。

不卖画的画师

任弼时出生书香世家，自小聪明过人，并有艺术天分，在父亲的教导下，他画的花鸟虫鱼人物等，无不活灵活现、惟妙惟肖，深得众人赞叹。在长沙求学时，同学萧劲光就曾笑言：“培国（任弼时的原名），你能以此（绘画）谋生了。”革命理想和抱负才是最重要的，任弼时和萧劲光都选择了投身革命，但任弼时的画技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还派上了不少用场。如他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画列宁遗像供同学们悼念，在五卅运动时画过宣传册等等，不过最典型的一次，还是在武汉白区工作时期。

1929年，任弼时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期间。那时的武汉，仍处在白色恐怖之中，革命同志不时牺牲。为做好白区工作，任弼时扮成画师模样，和妻子陈琮英租住在法租界旁边。为把它扮成画廊，任弼时绘出多幅画作挂于墙上，陈琮英边欣赏边打趣：“等革命胜利后，二南（任弼时小名）会成为大画家！”任弼时微微一笑：“艺多不压身，在白区工作，应对敌人就要有几手功夫。”

白区的危险还真来了！一天，中共长江局书记关向应和任弼时正商谈工作，一人探头探脑走进来，东瞅瞅，西看看，说是要查户口。因为陈琮英发出暗号，任弼时早已拿起画笔，关向应则在一边端详着。探子一看，唉呀，好画，应该是真画师！但他又不甘心地问起关向应情况，关对答自如。随后，关装作买画取出酬金，小心拿起任弼时刚作完的画，一声“好画”，从容走了。探子眼馋，搔一下头，索要了一幅画，掖着走了。

“呸!”闻声而来的房东，对着探子的背影啐了一口，并关切地问任弼时：“咋不挂牌，咋不标价，让他白得？挂牌后生意会好的！”任弼时微笑点头：“是呀，要挂牌，要标价。”谢过房东后，陈琮英关门问：“挂牌标价后，人家真买怎么办，会不会影响革命工作？”任弼时呵呵一笑：“价格标得高高的，人家就不会打扰的。”就这样，任弼时以画廊为掩护，在白区武汉做了大量极其重要的革命工作。直到1930年底，任弼时夫妇离开武汉，暗探、房东还有周边的人们，还真以为这是一家画廊。陈琮英在建国后，向人谈起这段经历，也总是笑起来：“我家老头的画呀，画得真好，但他从不卖画。”

巧吃“牛肉”

1936年7月，松潘草原一望无垠，满目青青。跟随红军总部行动的二方面军最高领导人任弼时，在草地上来回踱步，展目凝思：已三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都已断炊，跟进的红二方面军万余将士，怎样才能找到食物走出草原？

“有了！”任弼时看着足下剩下的一株野菜，思忖野菜不可能全部挖尽，是否可扩大范围和提高寻找效率？立马，任弼时找到经验丰富的红军总司令朱德。一番商议，野菜的试吃名录和搜寻地点更加完善了。

可是即便如此，野菜也还是经常不够吃。有时，看着饥疲不堪的红军将士，任弼时就撑着身体，给指战员们精神会餐，讲起革命故事。红军队伍里基本上是十几二十岁的小年轻，听得津津有味，一时忘了饥饿。有一次，同行的故事听众中有人说：“听这比吃肉还过瘾！”“肉？”任弼时看着面黄肌瘦的将士，沉思中瞥见警卫员李少清的枪带，想起湖南老家有吃猪皮的习惯，顿时灵光一闪：“有‘牛肉’吃了！”他取下皮带，和李少清用刀子小心地将它割成小块，然后将小块皮带放到火上烤，再用刀刮掉焦糊表层，放到锅里水煮。煮到一定程度后试吃，嗯，味道还行，至少比野菜好些。这真是个值得推广的办法，皮带、枪带、马鞍等皮制品，都是“牛肉”的来源。红军队伍甚至唱起《牛皮腰带歌》：

牛皮腰带三尺长，草地荒原好干粮。

开水煮来别有味，野火烧熟分外香。

一段用来煮野菜，一段用来熬鲜汤。

有汤有菜花样多，留下一段战友尝。

但即便是这种“牛肉”，也是极其有限的。带头吃牛皮带的任弼时，倡导大家有计划地吃，他自己的两条皮带，每次都是割取一小块。等到走出草原，任弼时的两条皮带还剩半截，这时他在上面写了一行字：“越吃越健康，将革命进行到底！”半截皮带现存于国家历史博物馆，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，此为后话。

不仅有“牛肉”，偶尔还有点鱼汤。虽然草原的鱼难以捕获，但任弼时曾在家乡白沙河钓过鱼，他像朱总司令一样，把缝衣针做成简单鱼钩，偶尔也能钓上鱼。有时，两条小鱼，一大锅子汤，坐月子的陈琮英尝了，伤病员和体弱的人都尝了，留下终生难忘的一抹鲜。

任弼时带头吃的皮带

纺纱“状元”

任弼时一家与纺织有不解之缘，陈琮英也曾在长沙做过纺织工，堂叔任理卿则是著名的纺织专家和纺织教育家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因为反动派的严密封锁，“不准一斤棉花、一粒粮食、一尺布”进入边区，延安物资异常匮乏。为打破封锁，解决缺衣少食问题，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，身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，对大生产运动抓得事无巨细。他这个中央“大管家”，甚至找三五九旅要来一部纺车，仔细琢磨怎样改进它。并且，任弼时只要有空，就像老把式一样，盘腿而坐纺起纱来。最初，他纺的纱粗细不匀还易断，但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刻苦练习，并向陈琮英等人请教，他的纺纱技术日渐提高，在边区领导中已是很有名气了。

1943年3月的一天，天空亮如明镜，杨家岭里好不热闹，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在窑洞前举行纺纱比赛！约两百辆纺车，排成整齐的一列列，周恩来、任弼时、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笑容满面地坐在纺车旁。一声哨响，比赛开始，纺车“嗡”声四起。任弼时一手熟练地牵线，一手快速地摇动纺车，白棉线在他久历风霜的手里，如泉眼细水，绵绵不断而又均匀地流出。即便腰酸背胀，额头微汗，他也无暇停下休息，“嗡、嗡、嗡”地转着......又一声哨子，纺车全部停下，纺手们纷纷拿出劳动成果。经评委员认真鉴定，任弼时纺纱粗细极匀且很少岔头线，为最优等（纺纱英雄），列第一名。年长一些的周恩来也获纺纱英雄称号，列第五名。

在任弼时等中央领导的带动下，延安各界掀起了纺纱比赛的高潮，促成了大生产运动中你追我赶的热潮。甚至连毛主席都在杨家岭窑洞下开垦出一块菜地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则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，垦地种菜3亩。经过军民艰苦努力，边区延安的经济条件大为好转，任弼时的老部队三五九旅（原红六军团），更是把荒凉无比的南泥湾，变成遍地庄稼、牛羊成群的“陕北好江南”。

大生产运动时期的军民纺纱

传奇爱情

1921年，即将远赴苏俄留学的任弼时，在后来很有名的红色家书中，不仅写了“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全赖我辈青年造成大福家世界”，还表达对父母的依依不舍——“惟祷双亲长寿康！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，儿在外面心亦稍安”，流露了对未婚妻的无比牵挂——“仪芳读书事，乃儿为终身之谋”。

任弼时家书

任弼时与仪芳（陈琮英），从包办婚姻到红色伉俪，诠释了最美的爱情。当年，任弼时的父亲任裕道为纪念自己深爱却又早逝的原配陈氏，与陈家定下娃娃亲，约定两家再续情缘。就这样，两岁的陈琮英被许配给刚出生的任弼时，而童年的陈琮英和任弼时，自是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。后来，任弼时考入著名的长郡中学，经济上面临窘境，在长沙织袜厂当工人的陈琮英二话不说，拿出自己近乎全部的微薄收入接济他，两个少年人在困境中互相鼓励着、温暖着。任弼时赴俄留学时，陈琮英虽然千般不舍，也听说过洋墨水男与包办婚姻女缘尽的故事，但她还是全力支持他出国留学。留学归来的任弼时，在上海大学任教期间，因学问、地位、形象均为一流，不乏高知美女向他表白，但他不为所动，仍然牵挂湖南老家原本识字不多的陈琮英。1926年，担任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，在上海与陈琮英结婚了。婚礼上，任弼时西装革履、英俊帅气，陈琮英身材偏小、气息朴实，但两人眉眼中的深情与信赖，受到众人衷心祝福，在座的浪漫组合“秋之白华”（瞿秋白、杨之华）也为之赞赏。

婚后，两人几乎成了形影不离的革命伴侣。任弼时认真指导着陈琮英的工作和学习，陈琮英悉心照顾任弼时生活，支持他的一切革命工作。任弼时曾两次被捕入狱，陈琮英更是奋不顾身去营救。红六军团长征时，一次遇敌突袭，尚在病中的陈琮英跑不动，经别人全力相助始得脱险。任弼时爱怜地看着脱险后的陈琮英，诙谐地说：“我丢得起老婆，但丢不起‘机要处长’啊。”自此，直至任弼时逝世，任弼时和陈琮英也没有稍许分离。1950年10月下旬，年仅46岁的任弼时，对毛主席说了此生最后一句话：“我唯一的遗憾，就是对家人感到愧疚！”任弼时逝世后，陈琮英一直戴着红军帽，一直念叨着带她走上革命道路的伴侣，直到半个世纪后溘然而逝的那一刻......

任弼时不仅是“党内的老妈妈”，也是陈琮英一生的“男神”，他们的子女一直记得：长征时，爸爸为照顾妈妈，用自己编织的布袋背着小远征走完长征路；妈妈生病时，爸爸总是对他们说，你们认真听话，妈妈的病就会好得快些；他们外出求学时，爸爸最高兴的事就是和妈妈写信看信，甚至寄来毛线让他们编衣御寒；他们生活俭朴，坚持人走电关，坚持使用公筷，周总理对他们的文明行为经常赞扬；爸爸摄影技术高超，给家庭、给社会留下不少很有价值的照片；爸爸爱好文学，五四运动时期编写过宣传剧本，后来还给妈妈和他们谈起古典文学；爸爸是一个流淌着音符的人，学生时代曾担任过“贫民半日学校”音乐教员，聆听建国大典的广播时，他不顾有病之身，拉起了心爱的小提琴，全家成了欢乐的海洋......

（作者：刘国辉，汨罗市委党史研究中心，此文原载于中共党史期刊《党史博览》）

作者：刘国辉

责编：张咪

来源：汨罗市融媒体中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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